北京海淀区魏公村的历史沿革及文献记载

魏公村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东南部，包括白石桥路和学院南路交叉路口西南隅。东起白石桥路，西抵魏公村小学西墙，北始魏公村北路，南至中央民族大学北墙。

畏吾即维吾尔族的旧称。村以族名。后音近叫魏公村。

唐代文献记载

“多为商买于燕……尤能别珍珠”。

到了元代，当时维吾尔族的首领臣附于蒙古汗国。蒙古族的统治者从维吾尔族人那里吸收了不少先进的文化技能和比较完整的典章制度，并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大量地擢用维吾尔族人。

廉希宪做过元代的平章政事，官位相当于副丞相。他的父亲布鲁海牙是成吉思汗的宿卫，做过断事官、宣慰使，职位也很高。廉希宪的弟弟廉希贤曾任礼部尚书和驻外使节。小云石海涯一家三代都在元代任官。

大都西的畏吾村，成为维吾尔族兄弟聚居的地方，他们或经商或制酒，或冶炼镔铁。

元人黄文仲在《大都赋》中赞

“平则为西贾之派”

平则门即今天的阜成门。

魏公村不同时期的叫法

明代成化年间，太监墓志铭称这个村“谓务村”。正德年间，太监墓志铭称“委兀村”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称“畏吾村”。清代道光十四年（1834），这个村子仍叫畏吾村。清人乔松年《萝蘼亭札记》载：“畏兀村，盖京西直门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落，元太祖时来归，聚此于地，以称村焉。”清人查礼《畏吾村考》中写道：“京师西直门外，有村名畏吾。”民国四年（1915）绘制的《实测京师四郊图》标有魏公村。“文革”时写成“为公村”。

1982年又恢复“魏公村”原名。明人李东阳《怀麓堂集》卷75《合葬告考妣文》呜呼痛哉!自我先祖葬曾祖考妣于畏吾村，吾母之墓实在右穆。墓地狭隘，不过二亩。《怀麓堂集》卷68《曾祖考少傅府君诰命碑阴记》魏公村府君在国朝洪武初，以兵籍隶燕山右护卫。携先祖少傅府君以来，始居白石桥之傍。后廓禁城，其地以入北安门之内，则移于慈恩寺之东，海子之北。生三子，其二仲曰雷、曰孔。皆生于京师。始居北方，风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几而卒。阅三世百有余年，乃得以官职封赐，一命而跻于极品。李东阳曾祖在洪武初年就移居北京，由于“风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几而卒”。由此可以断定，李东阳曾祖的葬地畏吾村在洪武初年就已经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畏吾村最早的形成时间就是在洪武初年。一个聚落的形成往往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李东阳还曾多次在文中提到畏吾村，如《复畏吾村旧茔告先考墓文》、《安葬告兆先文》等。

清人乔松年曾专门撰文提及李东阳与畏吾村的关系“李西涯(按，即李东阳，号西涯)或自署畏吾。盖京师西直门外村名……西涯以居址相近而署号”。明正德八年，太监张雄修建大慧寺，地点就在畏吾村。李东阳为之撰写真武殿铭。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 嘉靖年间这里仍称畏吾村。一方嘉靖三十四年的墓志写到，“墓在城西畏吾村之原”。到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明末这里称“魏吴村”。

魏公村出土明人刘继祖及妻李氏等合葬墓志，其中提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十一日“葬于西直门外魏吴村。” 到清代，畏吾村这一名称依然沿用。康熙朝名诗人王士祯，康熙、雍正时的查嗣瑮，乾嘉时期的法式善，同治时期的乔松年均在文中提及畏吾村。在康熙年间，畏吾村也称“魏吴村”。乾隆年间又称“卫伍村”。清人查礼《畏吾村考》：京师西直门外八里，有村名畏吾。明大学士李东阳墓在焉。村前有大佛寺，予家祖垅未迁榆垡时，俱葬此村。案畏吾，元时西域国号也，太祖四年归于元。或称畏吾，或称畏吾儿，或称畏兀，或称畏兀儿。……此村密迩郊甸，意即其聚族地乎？……畏吾之名，当始于元。今之人或以其地近郊甸，兵卫所居，遂称之曰“卫伍”，殊失其义。虽然在清代畏吾村有“魏吴村”、“卫伍村”等不同写法，但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这意味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畏吾村”之名尚未改作“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