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叫什么名字（著名教育家严复介绍）
一声炮响甲午战败，彻底击碎“天朝上国”的幻梦。
一部《天演论》千钧笔力，标示“须保种自强”的惨烈时局。
历史将“京师大学堂”交到他的手中。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严复出任首任校长。
他面临的是处处掣肘的艰难境地，彼时大学在风雨中摇摇欲坠。
1921年10月27日，严复辞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严复“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一任校长人去文存，他所引介的西方思想，摇荡起整个时代的思潮……
引西学启民智，重实学兴邦国。今年是严复逝世100周年，一起走进严复的一生，感悟他心中始终不变的救国信念。
文 / 来星凡、潘宇涵
持笔为盾，严复几尽全力地守护着这所初生的大学。
今年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辞世一百周年，让我们透过书信回望其风貌，纪念这位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几道先生”——
严复(1854-1921)，曾名传初、体乾、宗光，字又陵、几道，晚号瘉壄老人，侯官县(今福州市区)阳岐村人
1871年
“为着这个航行，我们已作了广泛的准备”
中国近代系统介绍西方思想第一人、世纪之交对众多青年产生影响的教育家、学贯中西的译者、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这位思想界的巨擘，不折不扣是历史长路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福州秀丽的山水滋养他长大，从传统私塾走向洋务“新学”，再远涉重洋寻求新知。引领严复治学之路的，有中土先生，亦有洋教官，他们共同造就了严复一生的事业根柢；而日后淹通中西的严复之所以成为巨人，离不开他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与“勤思、而加条理”的悉心耕耘。
位于郎官巷20号的严复故居。“门前一泓水，潮至势迟迟”这是严复吟咏故乡的佳句
严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世家，在外有仁心妙手的医名。但父亲还是更希望严复走上传统的仕进之路。然而，少年丧父的悲贫经历为严复的求学之路画上一个微妙的顿号，失去父亲的严复举家迁回阳岐乡下。
地处偏远的阳岐不如省城繁华，但景色殊为可爱。也许就是在上岐河边，少年严复决定报考免学费且有补贴的福州船政学堂，既求学、也为贴补家用。他位列第一，顺利入学。
1866年到1871年间，新式学堂自然科学教育的熏陶，已潜移默化地将他引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期待着扬帆远征，志在千里。
1871年7月，严复等人在上舰实习前致信老师嘉乐尔：
迄今五载，生等已修完了功课，即将航海，一试本领。为着这个航行，我们已作了广泛的准备。
从此时开始，直到1876年，严复与同学在建威、长胜、扬武等舰实习。次年，他们分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为期三年。
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首批福州船政学堂留学生，严复亦在其中
在欧求学的严复是意气风发的。他对这片大陆的很多东西感到好奇，考察英国法庭、参观巴黎下水道、交通情况，游览凡尔赛宫。严复志亦不止于“实学”，常常独自阅览社会科学与哲学书籍，考察欧陆的风土世情。
严复手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1877年，他结识了一生中重要的贵人、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忘年交”。喜欢议论纵横的严复常常跑到使馆与郭嵩焘畅谈，郭也最赏识他，名之以“将才”。
1878年1月25日，郭公使在日记中写到：
格林里治肄业生六人来见，严又陵宗光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
大致在1879年底，严复回国。此后，在郭嵩焘的力荐下，严复先到福州船政学堂任教，第二年奉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历任总教习、会办、总办，前后二十年。这期间，他几乎从下到上参与了学校的方方面面，积累了不少办学经验。此时的严复，不仅了然堂授的具体技艺，还能够选编教材、正订校规，以至于筹措经费、管理具体事务。
1895年
“物竞天择”，须“救亡保种”
西学出身的严复，在仕途上常受门户之见的限制。然而个性上进自强，严复不愿放弃科举之路。但最终四试不第，仕进的路似乎越来越远了。
世态击破了严复的理想，他写信给伯兄观清说：
弟自笑到家时忽忽过日，足履津地，便思乡不置。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未来应承担的责任注视着他，似乎并不容许他沉沦太久。1895年，甲午战败。消息传到全国各地，有记载曰：举国震动，百姓“痛哭不止”。
严复一夜又一夜地失眠。甲午一战，其中的将士几乎全数是他昔日的同学或现下的生徒，不知有多少人从此阴阳两隔。赔款之巨、危害百姓之深、旧制度与旧思想之弊，已造成切肤的疼痛。
一夜，严复噩梦惊醒，大哭。他感到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并且不能再继续这样等下去。
1895年2月到5月，严复接连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署名政论文，反省甲午之败、旧制之腐、思想之亟待更新，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世方略。
1895年2月4日，《直报》刊登严复《论世变之亟》
在那样一个杂学杂览的时代，报刊，是迫切要求了解和参与时局的民间读书人快速即时了解时事、更新思想、发表评议的主要手段。这一系列文章引发轩然大波，可称得上“开风气”。严复借由西方思想，为反思中国的处境带来新的思路和声口。
援西入中，直指世变。1897年，《天演论》连载见刊并成书出版。其实，早在发表前，译稿已经在校勘的过程中广泛传播于思想界。《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启蒙译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天演论》
1899年，走出绍兴城近9个月的19岁的鲁迅跑到南京城南买来了一部《天演论》，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不看则已，一看，他就被其中展示的崭新世界迷住了，回到宿舍整日翻看这部书。
直至后来奔赴东京留学，鲁迅仍爱和好友许寿裳一边吃花生米一边比赛背诵《天演论》，“二人忽然把第一篇《察变》背诵起来了”——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致？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籍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天演论》手稿
1897年
“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
严复的西学翻译著作，对几代人产生深厚的影响。“物竞天择”之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上愈演愈烈，撕破了社会沉溺“天朝上国”的享乐面纱。于时人来说，严复如父如师。引来西方文明中的丰沛汁液，浇灌沉睡中焦灼的国民之灵魂。
唤醒民智，办报是不二之举。为了更加便利文章的发行，1897年，严复与朋友夏曾佑（天津育才学堂总办）、杭辛斋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这一报纸也成为传媒界宣传维新变法的最重要阵地之一。
《国闻汇编》是《国闻报》发行的附属刊物，用来发表和传播一些比较系统的西方思想与学说。严、夏二人担纲主编，筛选出“足备留存考订”的“重要之事 ”，刊登有关国内外报刊近闻及国外专著、外报评论译文。
戊戌维新为时不久，严复已看不惯新派“无学”而激进的莽撞风气，常有批评。在他看来，康、梁在政治、革命方面的见解已经走得太远。严复对梁启超的评价渐渐贬多于褒，他批评梁“主暗杀、主破坏”，超越了社会的实际承受力。尽管如此，他们之间仍有书信往来。1897年，梁启超回复严复的信中说道：
幼陵先生：二月间读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甚为感佩，乃至不可思议。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
早在1895年，严复已经开始翻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几个月后即译毕。梁启超和卢木斋劝他早日付印出版，严复婉言谢绝了。他一点一点地对《天演论》进行认真修改。1896年5月下旬，“导言”部分修改完毕，同年7月底，他又把《天演论》“论”的那部分修改完毕。这并不是定稿，他还将稿件送给桐城派古文末期的著名文人吴汝纶审阅。严复很快收到一封吴汝纶的回信。吴汝纶自比为刘备，而把《天演论》比作荆州，自己得到此书正像刘备得荆州一样欢喜：
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天似此高文雄笔也。前读《天演论》，以赫育黎氏名理，得吾公雄笔，合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爱不忍释，老懒不复甄录文字，独此书则亲笔细字，录副袭藏，足以知鄙人之于此文，倾到至矣！
来信同时也提出了不少修改的意见，严复仔细按照吴汝纶的意见修改了一番；《天演论》手稿上留下了他用各种不同色的笔的标记。《
一名之立，旬月踯躅。
由此便有了广为流播的“物竞”“天择”等词汇，与后世广为流传的“信、达、雅”译家三法。《天演论》的出版，激发了他从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方面开辟一条道路的热情。从1898年到1911年，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甄克斯的《社会通符》、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名学》及耶劳斯的《名学浅说》等八种，合成《严译名著丛刊》。
这些西学思想与著作，在当时整整一代青年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戊戌政变与严复渐行渐远的康梁如是，仍是毛头青年的鲁迅如是，或许就连老派文人，也从严复“用心”的译笔中潜移默化地受到西学思想的濡染。
1905年
“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入手”
教书育人，培养未来的栋梁之才，乃当务之急。严复始终坚信，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改良。订立译书章程、兴办新式学堂、料理学堂细务——从大到小，无不亲为。
早在晚清时节，严复与友人便于京师共创“通艺学堂”，招收培养具有一定中学根柢的学生。“通”为讲求精通之意，“艺”为泰西诸种实学。两者针对性很强，前者针对同文馆粗习皮毛而言，后者针对八股寻章摘句涉猎经典的“虚学”而发。
1902年，应当时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之邀，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后来亲手订了相当周全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指导全国的翻译工作。两年后，他辞去译书局职务，南下先后担任安徽高等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监督。严复不遗余力地为兴办新式学堂提供支持。
担任复旦公学监督（校长）期间，他亲自批阅学生翻译作品，并请美国武官来校教体操。特别是当时学校布告，均由严复亲自撰拟和抄写，词句骈丽、书法秀逸，深为同学喜爱，有人一看布告出来，立即摄影保存，一时传为佳话。
布告栏前的学生
1905初，严复在伦敦曾与孙中山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会晤。面对来访的孙中山，严复明确反对暴力革命，坚定表明自己的观点，即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改良：
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入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孙中山则反驳道，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两人不欢而散。
严先生很爱学生。1906年，他在写给学生伍光健的英文信件里，一开头就说：
My dear friend， Since my arrival in Peking， which dated on 23/8/32， your image has often come up to the mirror of my mind…
严复给学生伍光健的信
1912年
“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
在北京大学成立之初，面对着财政紧张的复杂状况，严复以单薄的笔尖书写篇篇陈辞，为北大的存亡辩护。奔走借贷筹措经费，流言缠身，以至疲病交加——守望在最后的晦暗年代中，严复将北京大学交付给了更为璀璨的未来。
1912年5月15日，北京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一时为国内外注目。各界来宾、外国公使、税务司及东西博士、学问专家等都来观礼。面对台下泱泱众人，校长严复强调北京大学“学校规则，宜趋谨严”。教育总长蔡元培出席了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勉励北大师生要“研究高深学问”。
一波未平，刚开学不久的北京大学又遇到停办的危机。1912年6月2日，财政部库款告急，通令京内外各衙门，凡薪水在60元以下者，照旧支给，其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
严复作为校长，对此十分忧虑，他撰写了《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的说帖，上呈袁世凯和教育部。他认为“学校性质与官署迴殊，强令从同，立形窒碍”。
为了使北京大学不致半途而废，严复决定在此关键时刻牺牲自己的利益，提出一种变通方法：除他本人每月支60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教职员工准额全支。纵然如此，在给夫人的信中他慨叹，“大学堂下半年政府能否开办，我们尚在那里与否，皆不可知”。
7月，一波再起，教育部以经费困难、办学效果不佳、社会各界不满为由，下达解散北大的命令。眼看着倾注心血的北京大学面临停办，严复再次向教育部提交《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以求力挽狂澜。
《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
在《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中，他力陈北京大学不可停办的理由，针对教育部文中提到的教育经费问题、教育程度问题和学校管理问题据理力争，逐一驳斥。他还提出：
且国家建立大学，在宗旨与中小学等各学校不同。中小高等，皆造就学生之地；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
同时，严复也认识到，北大在校风、课程、师资等方面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为此，他又上呈教育部一份数千言的《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主张北大应力行改革，规定在校教员必须专职教学，不得在政府内兼职；他详细梳理了分科改良的方法，对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科产生了重大影响。
《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
1912年7月10日，由蔡元培主持的全国临时教育会开幕。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取消了停办北京大学的动议。
1912年8月，严复在春季向华俄道银行所借为期半年的七万两借款即将到期，为了尽快筹措办学经费，以便秋季开学之需，严复分别向英国汇丰、法国汇理、华俄道胜等银行商借学款，但均遭拒绝。几方奔走无门的窘境下，最终于比利时在华开设的华比银行商借20万两贷款，除偿还道胜银行即将到期的七万两借款外，其余的留作秋季开学经费。
严复在北大担任校长的时间仅数个月，却对北大影响深远。
1909年后，严复常常咳嗽、失眠、筋跳，烟瘾造成的哮喘病一年比一年严重，他几次试图戒烟医治，终于无效。在信里，他自比“槁木死灰”；给友人的信中写到最后，他叹道：
老年，气促不能多谈。手此。
纷绕在周身的政治纠葛，更是使他颇受流言之苦与政治强压。1916年，他面临政治迫害，不肯离乡赴津避难，家人和朋友硬是把他塞进了去天津的车上，林纾甚至为此下泪。
1921年10月27日，严复辞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严复“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旧的时代已经过去，而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炬火仍然熊熊，惟望曾手持炬火之人含笑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