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坏或好，中国历史中的恶与罪还是善与功，还是落后的原罪
乡绅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个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人员构成。它们介于官和民之间的阶层，似官而非官，是统治者的天然助手。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中是一直存在的比如秦汉的“三老”唐宋的“耆老”。他们是朝廷政令和法令在乡村的执行者和维护者，他们也是百姓利益和不满的保护者和反馈者。上传而下达，调和矛盾维持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己拥有有土地和一定的财力——有恒产。
古代的生产力低下造成了朝廷不可能将治理深入到乡村，否则治理成本就太高了，所以就将乡村的控制权分给了乡绅，既是为了得到它们的支持也是为了补充地方行政能力的不足。使它们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从统治者那里获得了对百姓的治理权。
乡绅由于自己掌握的经济、知识，神权获得了对百姓的控制权。得到了宗族百姓的支持。乡绅占有大量的土地、房产财力雄厚并且占据了大量的生产资料。通过出租土地和生产工具给租户，借贷钱财给乡民，缴纳大量赋税等方式占据了乡村经济的控制地位；由于拥有财力并且一部分就是读书人，就造成了乡绅大多都读书，掌握知识，并且可能进入仕途，掌握了社会舆论和话语权；掌握钱财和知识所以乡绅们天然就是宗权和神权的有一定的控制力；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乡绅阶层取得了对百姓的控制权 。
对上他们获得了对百姓的治理权，对下他们获得了控制权，就形成了这一特殊的阶层。
统治者通过鱼鳞册并且派官吏监督，乡绅按照户口组织百姓将需要缴纳的钱粮赋税集中然后统一交到官府，安排百姓服劳役，编练团练，维持治安，向百姓宣读和普及官府的政令和法令。教化百姓遵纪守法，维护基本的道德和习俗。他们对公共事务提供一定的财力支持和对乡民进行一定的组织。带领乡民兴修水利，修桥铺路，捐款救灾等；对乡民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和裁决；带领团练，维持治安，保护村寨防御盗匪的骚扰；对出现困难的百姓进行帮助，提供借贷，土地出租，安排乡民对的孤寡老弱照顾
当统治者腐败，赋税沉重的时候将百姓的压力和反对反馈给官府，向官府请求降低赋税和徭役，有时候团结乡民对抗苛捐杂税，维护百姓的利益和乡村的稳定。在灾年的时候免除佃农的田租，给乡民提供一定的救济，捐款捐物组织乡民自救，向官府上报灾情并且辅助救灾，统筹分发救灾物资，安抚百姓维持稳定减少官府的压力维持民生。
乡绅和王朝更替的关系：乡绅对百姓有经济，知识，政治，宗族方面的控制权，所以天生就会默默的侵蚀百姓的利益,剥削百姓。出租土地，借贷钱财，控制兵役，对百姓纠纷的裁决，都在默默的腐蚀着百姓的利益。接受投献土地（有功名的人没有赋税），控制租金和利息，安排徭役。可能使得贫困之家一朝破产卖地求生成为佃农，小康之家贫困，慢慢的佃农越来越多，自耕农越来越少。
在王朝的初期乡绅提供生产资料，组织百姓开垦荒田，有借贷，百姓也有大量田地可以偿还贷款，为社会繁荣提供支持，乡绅的益处大于坏处。在王朝中期的时候，乡绅增多，百姓也增多，乡绅的益处和坏处大体相等，相对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在王朝后期的时候慢慢的人口几乎饱满，乡绅占有大量的财富和土地，大批的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佃农，造成人口隐匿。实际交税人口减少，国家能收上来的赋税减少，国家开始加税，农民负担更重，农民大量的开始破产，乡绅系统勉励维持，弊大于利。这个时候改革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历史上的改革都是出现在这个时候的。在王朝末期，大批的农民破产，开始冲击乡绅在乡村的权力，一旦天灾人祸出现，农民揭竿而起，打碎乡村的平静，乡绅系统不能维持而崩溃，开始有大量的乡绅加入到起义中，王朝更替，开始新的轮回。
有人将中国的乡绅和欧洲的原始资本家和日本明治时期的武士进行比较，说他们没有主导社会变革使中国没有跟上时代。这种比较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乡绅和资本家、武士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欧洲资本家的主力是商人，他们随着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造成的市场繁荣中成长起来，因为大部分不是贵族有社会地位但是没有政治地位。在幕府后期，大量的中下武士失业，生活拮据。有的成为浪人，有的成为商人的干儿子，有的入赘商人家，有的成为手工业者。他们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是缺少经济实力，所以痛恨幕府系统。他们都是社会的失意者，力求提升自己的阶层，谋求更大的利益，他们是社会的变革者。而乡绅的和他们本质就不同，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掌握财富，知识，是这个社会系统中的受益者。变革的风险很大，可能得不偿失，内部就没有求变的动力，他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天生的保守派。本质不同就决定了他们对待变革的态度，他们不是变革的支持者而是反对者，他们三者之间就没有可比性。
乡绅是统治者的工具，是乡村百姓的依靠，是社会秩序维稳器，是变革的阻碍者，是王朝轮回的祸首，是保守者，也是变革的孕育者，孕育出革命的前辈，他们带回各种的知识和思想，在他们的家乡生根发芽，结出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