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湖社会
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领域廓迷雾，牖新知，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城市史、宗族史、灾荒史、疾病史、风俗史均生面别开，成就斐然。
对于底层社会、江湖社会的研究，领域正在开拓，成果陆续问世，尤引人注目。
魏建猷主编的《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梳理、综述了以往的会党史研究；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的《近代中国土匪实录》、《近代中国帮会内幕》，荟萃了关于土匪、帮会的诸多资料；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蔡少卿的《民国时期的土匪》，胡珠生的《清代洪门史》，郭双林、肖梅花的《中华赌博史》，苏智良的《中国毒品史》，均为相关专题力作。
英国学者贝思飞的《民国时期的土匪》，澳大利亚马丁的《上海青帮》，法国安克强的《上海妓女》，美国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日本酒井忠夫的《中国民众与秘密结社》，马场毅《会党·教门》，还有许多海外学者的此类成果，使得有关研究成为国际性课题。
对于底层社会、江湖社会研究，邵雍教授占有重要一席。
二十多年来，在他的名下，可以排出一长串书名：《中国帮会史》（合著）、《中国会道门》、《民国绿林史》、《中国近代绿林史》、《中国秘密社会·民国帮会》、《中国近代贩毒史》、《中国近代妓女史》。
上海师大名牌学科之一是底层社会、江湖社会研究。
经魏建猷先生拓荒开辟，早在1980年代，这里就举行过中国第一次会党史讨论会，成立了中国会党史研究会，魏先生为首任会长，出版《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等奠基性成果，培养出一批研究会党史的新生力量。
在魏先生指导、倡导下，这里有人研究贩毒，有人研究妓女，有人研究帮会，扩而广之，这里有人研究会馆公所，有人研究慰安妇。
在中国史学界，上海师大已是公认的研究底层社会、江湖社会的重镇。
邵雍毕业于此，工作于此，1982年成为魏先生高足，研究方向就是会党史，以后一直潜心于此，孜孜以求，成果迭出，终成专家。
绿林、帮会、妓女、乞丐、贩毒、赌博，这些社会群体与现象，无不源远流长，影响巨大。
这些课题虽然各有专指，内涵有别，但有其共通性特点，这就是边缘性、失语性与复杂性。
绿林，语源西汉绿林起义，泛指啸聚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有组织集团，其涵义正面是江湖好汉，负面是土匪强盗。
绿林的情况相当驳杂，按其活动地点与内容来看，有山匪、湖匪、海盗、马贼、响马、胡子、刀客、杆匪、棒客、兵匪、会匪、教匪、枭匪、烟匪等名目，按其为匪的性质，有专事掠劫烧杀勒赎的积匪，也有西方学者所说的社会土匪，即劫富济贫、伸张正义的侠盗。
这两类人可以说无代无之。
对绿林的评价更为复杂，因事、人、时的变异而各不相同，何为侠盗，何为积匪，原本聚讼纷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寇即匪），对王、匪的评价更为异趣。
帮会的名目较绿林为少，但隐蔽性较绿林为甚，组织隐蔽，活动隐蔽，隐字、隐语、手势、茶阵，纷繁而多变，局外人很难掌握。
帮会与政治的关系千丝万缕，近代中国几乎所有反政府力量都与帮会有牵扯，夺取政权以前多利用，夺取政权以后或改造，或镇压。
妓女的情况虽然与绿林、帮会有别，在一些特定的时段、特殊的地区，如近代上海，可以登记在册，有合法身份，但是在道德层面上，仍列于另册。
当代中国，妓女在禁绝之列，但明妓易禁，暗妓难绝。
据贺萧研究，从1981年到1991年，公安机关共拘留了58万名妓女与嫖客，年均5万，这个数字呈逐年上升趋势，1993年就抓到妓女25万。
乞丐原本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但丐亦有群，丐亦有道，群体性乞丐类似帮会，有领导，有部属，有分工，有合作，对社会影响也远比零散乞丐为巨有人戏称此类丐帮为乞丐公司。
毒品之危害，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更为创巨痛深。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从贩毒与禁毒开始的。
近代史结束了，但贩毒史还在续写。
据苏智良研究，当代中国已毒潮再起，到1991年，中国境内走私毒品已在7千公斤以上，1992年已超过1万公斤，1995年中国吸毒人数有52万。
赌博之事，历史最久，涉面最广。
赌博是失利与获利同在的冒险行为，得失与否全凭机会。
趋利之心，人皆有之，冒险之事，无处无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可能有赌博或类似于赌博的行为存在。
有些国家的特定区域，赌博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在中国大陆，赌博虽在禁止之列，但大赌隐蔽化，小赌公开化，从大街小巷到僻野乡村，麻将之声，处处可闻。
赌博对于社会的影响，最为复杂，最难测定，赌博的社会基础最为深厚。
因此，比起土匪、妓女、贩毒来，赌博最难禁绝。
绿林、帮会、妓女、乞丐、贩毒、赌博，这些社会群体与现象，互有交叉和牵扯。
绿林的组织形式可能就是帮会，控制妓女、乞丐可能是帮会，贩毒、赌博可能与绿林、帮会、妓女、乞丐都有关联。
因此，这些书分开来均独立成册，合起来也可以视为对底层社会、江湖社会不同角度的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