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撤档之后析“技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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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原本预期会有30亿票房的电影《八佰》因为“技术原因”缺席上海国际电影节和暑期档之后，“技术原因”成了业界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恐怖”词汇。
在网上随手了搜了一下，发现这些年来，由于“技术原因”而遭遇坎坷甚或永久沉没的电影还真不少——
2012年9月，电影《白鹿原》在上映前两天宣布因“技术原因”延迟公映；
2013年4月，电影《被解放的姜戈》放映了半天就宣布因“技术原因”停映；
2014年12月，电影《一步之遥》在首映礼举行前24小时，宣布因“技术原因”未过审查；
2018年3月，电影《中邪》取消点映，临时撤档，片方声明是“技术原因”；
2019年2月，电影《一秒钟》由于技术困难，将不会参加柏林电影节的奖项角逐；
2019年2月，电影《少年的你》退出柏林电影节,官方称原因是后期制作无法赶上柏林展映时间；
2019年5月21日，因技术原因，祖峰新片《六欲天》退出戛纳电影节；
2019年6月14日，上海电影节开幕片《八佰》，因技术原因取消放映；
……
不一一例举了，与“技术原因”惊喜相逢的电影应该还有一些，以后恐怕也很难完全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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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多的“技术原因”，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是一个好现象——
第一，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影片出现了“质量问题”，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第二，这意味着电影人还不能拍摄出真正优质的电影，电影界与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还经常发生龃龉，甚至冲突，远没有达到默契、水乳交融、互相强化的状态——就像好莱坞的电影与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关系那样。
第三，由于优质国产电影缺位，在中国的电影市场已经超越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电影市场情况下，这意味着大量的市场利润被好莱坞收入囊中，这些利润为好莱坞这架硕大无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然是美国国家机器）”补足了燃料，让它可以继续加速运转，反过来强化了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占领以及对中国观众和电影人的文化统治。
这种状况还要继续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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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但是应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建严肃的电影评论。
这里要公平地说一句，一些电影人的抱怨是有道理的，用“技术原因”管理电影的确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技术原因”的真实含义是“技术并非原因”。但技术之外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
这就导致发生问题的电影主创人员不服气，甚至自认是“受害者”，社会公众不理解，反而同情出现了质量问题的电影，其他电影人对今后如何规避“技术原因”也心中无数。
打一个比方——
一部新电影，好比一辆刚刚从流水线上下来的汽车。市场管理部门禁止销售，理由是刹车有问题。
但实际上刹车是好的，不许销售的真正原因是整车设计有致命缺陷。而市场管理部门出于各种瞻前顾后的考虑，偏偏不愿意明确指出这一点。
我们可以想见这种管理方式会给汽车行业造成多么大的麻烦。
现在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谈谈什么是严肃的电影评论了——就是追问影片的基本政治倾向和价值观的影评。
仍然以汽车的生产和销售为例，严肃的电影评论，就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整车设计”存在缺陷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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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至迟是在对影片《苦恋》的讨论之后，严肃的电影评论就逐渐淡出，甚至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
任何对影片政治倾向的追问、对价值观的辨析，都会遭到业界大佬的强烈反弹，被指为“左”，被指为“上纲上线”，进而失去正当性。
在这种氛围中，影评变成了“娱评”，影人八卦和营销手段，对促进电影事业发展的作用微乎其微，影评人也变得毫无尊严，以至于姜文公开在他的《邪不压正》中嘲弄、丑化影评人。
但是，正像一辆汽车不可能没有“整车设计”那样，一部电影，也不可能没有政治倾向和价值观。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两位伟大导师的表述方式不同，但表达的思想却是一致的。人既然必定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地位中，则其观念就必然是对这种关系和地位的直接、间接的反映。
电影，作为由社会关系和阶级地位所产生的观念形态衍生的一种产物，说它反而可以超越于观念之上，不反映任何观念，又怎么可能呢？
2007年，在《集结号》上映之后，导演冯小刚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传统的战争片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电影，还是从市场切入，希望在市场上能够赢得大部分观众。”
冯导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他想回避政治。但实际情况如何呢？《集结号》由于否定了解放战争的正义性，而成为新世纪以来“最政治”的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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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电影评论的缺位，导致中国电影人在进行电影创作时失去了方向感，八十年代以来的影片，因为缺乏“整车设计”而“拼凑”的特点非常明显。而令大家啧有烦言的后果之一，是政治倾向和价值观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技术原因”的方式不断表现出来；
严肃电影评论的缺位，还使得对电影的评判权、话语权转到了欧洲和美国的各种电影奖项和电影节，“小金人”、“金狮”、“金熊”乃至“金马”事实上起到了引领政治倾向和价值观的作用，这在本质上是文化殖民化的一种表现，同时也使得电影创作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张力变得更加紧绷；
严肃电影评论的缺位，还导致了国内各大电影奖项的衰微，包括盛极一时的百花奖和金鸡奖，因为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些奖项并非西方的各种奖项的对立面，而是其追随者和附庸，它们当然就缺乏吸引力，更不可能具有引领创作的功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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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电影评论的缺位，还产生了另一个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后果：在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好莱坞遇到前所未有的资金困局情况下，大量的中国资本涌入好莱坞。但资本构成的变化，并没有导致好莱坞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观有任何变化。
和电影市场的情况一样，这些资金反而帮助好莱坞强化了对中国的文化殖民统治。
根本的原因，是在这些资本背后，并没有足以与好莱坞相抗衡的价值观。如大量投资好莱坞的王健林所言：“中国电影还是学生，好莱坞是老师。学生怎么在这里告诉老师要提高产品质量呢？”
2016 年初，中国的名企万达花了35 亿美元买来了传奇影业，拍摄了电影《长城》。
按照导演张艺谋的说法，他要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中国形象呢？
长城垛口里的东方戎装美女，脉脉含情、无限留恋的望着渐行渐远的男性白人英雄的背影——这就是充溢着中国资本的好莱坞推销给全世界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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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严肃的电影评论，解决中国电影的“整车设计”问题，在这个前提下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看来已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