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波、《波西米亚狂想曲》与“艺术家特权”

2025-08-24 12:34 来源：秀流网点击：

吴秀波、《波西米亚狂想曲》与“艺术家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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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471篇原创首发文章

前段日子，一线演员吴秀波的人设崩塌了。

这个为人低调、品性谦和的“国民大叔”，追求完美、言行谨慎的中年处女座，在“善男信女”的口诛笔伐中步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一位大牌多栖艺人摊上事，引起的连锁反应相当了得。先是由他与肖央、白百何主演的电影《情圣2》在春节火速撤档，后是他与杨颖主演的电视剧《渴望生活》或改网络播出，以往那些“见风使舵”的时尚杂志，今后也不得不放弃一个镜头感十足的雅痞形象。最惨的是北京卫视，提前录好了春晚，主持人却是吴秀波。

吴秀波

我对吴秀波的印象，不是《军师联盟》里司马懿的鹰视狼顾，不是《北京遇上西雅图》里Frank的温情暖男，也不是那句“长好了的叫大叔，长坏了的叫师傅”，而是另外两个或许为人忽略的片段。

一个是《我的抗战》。

2010年，崔永元和曾海若等人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自费制作了32集的大型动画纪录片《我的抗战》。2011年，《我的抗战2》又出了30集，吴秀波担任其中第6集“忻口硝烟”的配音。这集内容并非是全面抗战初期的忻口会战，而是相持阶段敌后武装的游击战争，应邀前来义务配音的吴秀波，贡献了35分钟的不亚于专业人士的磁性声音。

另一个是《人山人海》。

2011年，蔡尚君的小成本电影《人山人海》拿下了“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的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导演银狮奖，那是一个底层社会的中国人千里追凶的故事。在片中，为弟弟讨还血债、占据大段篇幅的是主角陈建斌，而吴秀波扮演的则是没露几个正面的杀人者。

为了出演这部在国内曝光率注定微弱的现实题材，吴秀波推掉了陈凯歌《赵氏孤儿》的片约。用当事人自己的说法是，他在两个月之内看了不下40个本子，觉得蔡尚君的剧本最吸引他。

这两件事让我记住了当时还不算大红大紫的吴秀波，他是有情怀、有价值判断、有艺术追求的。什么叫情怀？最简单的说法是，做一件事不为赚钱，不把商业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这就是情怀。有情怀的人多吗？在我们的社会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前几天看《南方人物周刊》创始人徐列写的那篇回顾他对吴秀波印象的文章，对文中那句“探知人性的通道是多么的驳杂而幽深”深以为然。事实正是如此，从“单一角度”给“复杂人性”贴“简单标签”，注定要收获参差与分裂，但分裂的或许不是被简化的脸谱和人设，而是贴标签者自己“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

关于名人身上的标签，徐先生还以姜文举例。媒体常说姜文“霸道”，但他接触的姜文却温厚、讲理、随和。在对“人”的评判上，轻信他人并非明智之举，最好是具备独立观察。对这一点，我亦深有体会。去年上影节期间，我受邀参加电影《邪不压正》的映前宣发会，明白了“姜文爱怼记者”的传闻究竟缘何而来。那些持证入场、“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记者，问来问去都是一些无营养、无价值、无意义的多余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竟然是问姜文“彭于晏的胸肌到底大不大”。

至于吴秀波A面和B面的差距，我们有必要想一想，那些被反转的人设到底是他自己标榜的，还是舆论附加的。如果搭台和拆台的都是媒体本身，无关人物，台下坐着的又何必起哄呢？真正应该反思的是我们自己，是否平日里把演员抬得太高了，乃至于抬成了圣人。且不说演员非圣人，就算世上有圣人，也不存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

吴秀波的人设之所以在我这里不存在崩塌或倾覆，是因为他从未在我心中真正占据过重要位置。只有把时间全部拿去关注明星艺人的琐碎日常的看客，才会在诸如此类的闹剧现场格外板正起来。但这里的严肃，于我而言是无意义的。我能做的，不过是没出事时不跟风、出事了不看热闹。

《波西米亚狂想曲》

在艺术的身份之外，吴秀波不过是个有点人格魅力的普通人。而我们在今天至少能得知的是，吴秀波的审美相当普通，普通到接地气。不过这很意外吗？就像那句话——一个上流社会的、穿长袍、戴礼帽、叼烟卷、拄手杖的绅士，对于女性的审美，可能与习惯把袖子卷到小臂以上，胡子拉碴、满口糙话的码头工人是高度一致的。

真要说绝望，对他绝望是不够的，干脆对男性绝望算了。

至于“谦谦君子”在哪儿？可能是在《大明宫词》第8集的第45分钟，周迅饰演的太平在长安夜市摘下了一个昆仑奴面具，随后打开她少女初心的那位薛绍吧。我的意思是，“谦谦君子”基本只是在虚构的文艺世界中存在：

“我从未见过如此明亮的面孔，以及在他刚毅面颊上徐徐绽放的柔和笑容。我十四年的生命所孕育的全部膘脆的向往终于第一次拥有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形象。我目瞪口呆，仿佛面对的是整个幽深的男人世界。”

——《大明宫词》

说起对偶像的“迷妹情结”和“完美想象”，这里不得不提那部入围第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名单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部英美合拍的音乐题材，聚焦了皇后乐队及主唱弗雷迪·莫库里（1946-1991）十五年间的创业史与奋斗史。电影的独到之处，并非神还原了皇后乐队“拯救生命”义演现场的盛大场面，而是深度探索台上那个万众瞩目的灵魂，其人生B面的孤独与脆弱。

《波西米亚狂想曲》不同于某些传记片的沉闷与教条，它呈现出来的观感是相当亲（ba）民（gua）的：片中，女主角玛丽发觉为她送上婚戒的莫库里在性取向上有点异常，她跟他说，你就撂了吧。莫库里老实交代，“我觉得我是双性恋”，玛丽一句话把天聊死，“别装了，我看你就是同性恋”。

弗雷迪·莫库里在四十五岁就英年早逝，死因是艾滋病引发的肺炎，电影忠实地反映了作为音乐天才的莫库里那不同寻常的癖好。主人公不仅有A面（超凡脱俗、与生俱来的创作才华与艺术思考）与B面（用情不专、颠三倒四的男男关系），还有C面（大舞台上的洒脱自如）和D面（私下里的内向羞怯），这样的复杂切面拼凑起来，才有可能抵达最真实的人性。

电影里有个桥段，莫库里去医院看医生，便装出行的他被走廊上另一位得了艾滋病的小伙子认出，后者显然是他的歌迷，鼓起勇气对着莫库里的背影来了一句清唱。莫库里愣了一下，侧过头重复了病友的清唱，小伙子得到了偶像的特殊对待，受宠若惊地微笑。两个行将消逝的普通生命，越过世俗身份与主流道德的重重阻隔，被萍水相逢的善意重新连接在一起。

“艺术家特权”

《波西米亚狂想曲》里的主人公不仅不完美，具有诸多性格缺陷、生活一团乱麻的他甚至于可以归到完美的对立面，但那又怎么样呢，弗雷迪·莫库里仍然是无可替代的音乐天才。如果某种观念教导我们，要根据一个人的B面去否定他的整体，要因为一个天才的癖好去否认他的才华，那我们反倒是应该回看这种所谓的“完美”，里面到底掺杂了多少主张者都不具备的虚构道德。

正是在看完这部之后，我开始思考一个概念，叫“艺术家特权”。

像弗雷迪·莫库里这样的文艺工作者，属于生活在极致中的人，而这样的人，往往需要借助非常手段来慰藉孤独。他们之所以时常感到孤独，是因为他们总是遭遇常人免于去遭遇的从一座（创作）高峰到另一座（创作）高峰必然夹杂的中间时刻，而这样的中间时刻，并不在常人的认知经验之内。如果艺术家总是需要面对他们本该免于面对的纳入世俗评价体系的意外状况，这势必会分散他们投入创作的精力。

“孤独并不是来自身边无人。感受孤独的真正原因是，无法与他人交流最要紧的感受。”

——荣格

“艺术家特权”背后千疮百孔的混乱，看似是一种道德层面的偶然，实则是一种历经取舍的必然。如果艺术家不“混乱”，给予世俗生活以许诺，他们就极大概率会伤害不止一段具体关系。

可以这样讲，艺术家不成家反倒是对他人的一种负责，因为艺术家归根结底只需要对艺术负责。那些离经叛道、有悖俗成的行径，可视为他们因天赋和创造而取得的豁免。我的意思是，这些特殊主体对后世的特殊贡献是其“特权”的唯一由来依据。因为他们把生命中更多的部分奉献给艺术，所以余下的精力必然不够维持普通人眼中最寻常的世俗生活，事实上，他们也不应当选择后一条道路，那是对天赋的渎职。

必须强调的是，有特权不意味着一定要用特权，我相信现实中存在不使用“艺术家特权”的艺术家，但我同时也相信，无欲则刚、超越人性的是极少数，这与他是否是艺术家无关。

当然，浑水摸鱼、滥竽充数的伪装者也一定乐于分享这样的特权，他们明明没有把自己献祭给艺术，明明对艺术是不能负责也不想负责的，但是他们却已经在挥霍“艺术家特权”了，这样的人，才是我们应当揪出来示众的。

就像影评人黄海鲲（阿郎）形容的那样：“艺术家在生活里往往是硌涩的，他们的不舒展，只有到了作品中才妥帖起来。这是创作的魅与媚。但有些创作者在生活里是舒展的，在作品里才硌涩起来，这是表演的伪与猥。”

《波西米亚狂想曲》中有这么一段经典台词，是弗雷迪·莫库里向重归于好的乐队成员坦言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时说的那段话，它无疑是“特权”享有者的最佳通行证——“你们其中要是有谁对此大惊小怪，或者表示难过，或者最糟糕的情况——可怜我，都不过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而已。这些时间我们可以用来好好创作，而创作是我剩下的时间里唯一想做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去当‘艾滋病的受害者’，也没有时间去为艾滋做宣传，更没有时间去警示其他的男孩。不，我选择做我自己，我要做我注定成为的人，一位表演者。表演者就是要为观众带去他们想要的，天堂的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