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里提到的三达德是指什么意思 中庸里提到的三达德是指什么人
1914年春至1918年夏，毛主席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他不仅目的明确，认真刻苦，而且勤于钻研治学读书的方法。
经过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毛主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治学方法，使其治学过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反映在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
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毛主席对其治学方法进行了许多精彩的表述。尤其是他对治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如“学”与“问”、“自学”与“共学”、“博”与“约”、“通”与“专”、“精”与“粗”等关系的体认和阐述，更显其独特之处。
1915年9月6日，毛主席就为学之“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固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
这封信是目前所见的毛主席谈及《中庸》的最早文字。实际上他早在私塾时期就已精读了《中庸》，因为《中庸》为“四书”之一，是当时私塾的“必修课”。
《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经宋儒朱熹选注而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
《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但其中的思想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带有秦汉统一中国后的色彩。故而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此篇当为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
《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中庸》认为，作为道德修养境界的“诚”是天赋予人的，努力追求“诚”是人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须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便成为修养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博学深思，增广知识，提高素养，以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
《中庸》所倡言的这一修身治学之道，对于正在寻求济民救国之真理的毛泽东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因此深受他的推崇。
由于毛主席对博学之于心性修养和治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体认和理解，因此，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精进不已便成为青年时期毛主席读书生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从国学到西学，从历史典籍到新潮学术，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毛主席几乎都有所涉猎。正如他与黎锦熙的信中所说：
“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易达到深湛。”
在治学的过程中坚持博学的方法，不仅体现了青年毛主席求知的特点，而且贯穿于毛主席终生的读书生活。后来，无论是兵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以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博览群书一直是毛主席的兴趣所在，也是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中庸》承续孟子一脉，吸取和改造了《老子》“道”的意蕴，从内在心性切入，构建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观。
《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人性”提升到“天命”的高度，把人与天联结起来，提出人性来源自天命，所以普遍必然地具有先验的善；发扬固有的善的人性就是道；发奋修养以自觉意识到道的存在以及自己时时在行道，就是教，即教育和教化。
《中庸》强调了道与人生的关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是说，人生一刻也离不开道，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行道，道与人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中庸》所言之“道”，看上去似乎有些玄奥，但其实是有其具体内容的。《中庸》中说：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这里所谓“达道”，即是封建社会中的五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所谓“五伦”。而所谓“达德”，即指封建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品质。就是说，道的内容就是按照伦理准则处理好五种社会伦常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则须具备知、仁、勇三种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
对于《中庸》中宣扬的这些“道”“德”观，延安时期的毛主席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并予以了应有的批判。
对于《中庸》中的“三达德”，毛主席曾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批判。
1939年2月20日，毛主席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写给张闻天的信中说：
“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中庸》中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
中庸，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过犹不及”是对它的具体解释之一。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哪一个人好些？孔子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那么是不是子张比子夏好呢？）孔子又说：“过犹不及。”即过了头与未达到是一样的，也不好。
因此，孔子在人格道德上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即平常、常道。作为行为规范，达到“中庸”的方法，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掌握各种议论的两种极端，选择适中的办法。
《中庸》中充分发挥了孔子的观点主张，认为修道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中和”。《中庸》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中庸》将封建社会的五伦关系，道德标准之“不行”、“不明”，归结为于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出现或“过”或“不及”的偏差；要求人们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而要追求所谓“中”。
那么，在毛主席的眼里，“中庸”又是什么呢？
毛主席在写给张闻天的信中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关于“中庸”的解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陈伯达认为：“孔子在认识论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陈伯达
针对此论，毛主席指出：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另种状态了，这就是另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在致张闻天信大约半年以后，毛主席在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所作的批语中，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它“本来有折衷主义的部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又说，“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它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这就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